從《左傳》賦詩的傳統開始，外交使節與詩賦並結下不解之緣。近世東亞諸國往來也體現了左傳賦詩的傳統。
以明清為例觀之，明代朝貢貿易體制確立以後，決定了東亞諸國外交往來的基本形態。晚清國族主義興起，中國與世界的外交形態進入世界體系之中，傳統的朝貢貿易體系正式走入歷史。然而不論在任何一個時期，漢詩在東亞各國的往還之間始終扮演重要的角色，同時使節的遊記也是彼此觀看的重要史料。例如琉球的歷史與明清兩代的琉球冊封使關係極其密切，台灣的發現也與明代琉球冊封使有關。重新省思漢語漢文學的作用、東亞使節往來，漢文漢詩是最重要的文化形式。甚至日韓、韓越之間的使臣也用漢詩酬和。在中國之外的東亞地區，中韓使臣唱和的《皇華集》成為東亞各國漢詩習作的重要範本。在近代以前，漢語漢文化也曾是其他語言文化圈知識份子的焦慮、啟發，愛與恨交織的所在。當人們熱切談論梁啟超所受的日本影響時，往往忘記魏源《海國圖志》在稍早的日本啟蒙知識份子（如佐久間象山）流行的情況。使節的文化書寫正是省思漢語漢文漢詩在東亞地區傳播與演變的最佳起點。
東亞各國使節的文化書寫，既是相互觀看的窗口，也是彼此發聲溝通的場域。甚至也有可能成為形塑一個國家或區域文化意象（與想像）的憑藉。外交使節也代表了一種新知識、新觀點的傳入。日本學者村井章介曾對日韓的漢詩與通交之關係討論至細，《燕行錄》、《皇華集》的研究也已經引起學者的關注，然而華語圈的研究者對於中國文學中與使節相關的豐富文本與內涵卻罕所措意。使節與文學的互動是東亞漢文學一個牽涉遼遠、內涵充實的寶庫，豐富的題材與義蘊尚待進一步的探究。
另一方面，日本詩話、韓國詩話傳統中使節的身影亦歷歷可見，課堂上亦希望能就東亞諸國的詩話略加探究。